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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遭遇的三次盗版侵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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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市委图书馆分别接收了北堂图书馆的西文和中文藏书。国图员工根据《北堂善本书目》,在已经下架的书堆中找到了此书。上世纪60年代,卡明斯教授在古籍馆查阅了北堂书,在《日本文化志丛》上加以介绍,但他并未看到《金言集》。1987年,北堂书由文津街搬到白石桥的新馆。在搬迁清点后,李镇铭、拓晓堂等分别翻译、介绍北堂书的构成和形成历史,再次掀起对北堂书的注意。

[2]潘皓平.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编辑工作会议开幕词,南京:打印件.1978

《金言集》的作者是16世纪葡萄牙耶稣会士、著名神学家、圣经学者曼努埃尔德萨。他1545年加入耶稣会,是弗朗西斯科德保拉神父的得意弟子。他作为优秀的耶稣会士,被耶稣会总长依纳爵罗耀拉选为罗马学院的教师,教授神学和圣经学。

[1]刘季平.在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编辑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南京:铅印件,1978

《金言集》于1595年在威尼斯首次出版。作者逝世后,此书多次再版,至少有56种版本,非常畅销。后因多明我会的道明·巴奈将此书告发至宗教裁判所,使之列入了禁书目录。

在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入选的一部世界孤本——1603年日本长崎印刷的基督版《金言集》颇引人注目。中日学者先后介绍了它的传奇经历和珍贵价值,值得追寻。

[参考文献]

基督版典籍,是指1590年耶稣会士将金属活字印刷机带到日本后,以罗马字、汉字、假名等印刷发行的书籍,共33种。然而基督版《金言集》在上世纪30年代以前并不为人所知。1935年耶稣会士裴化行在北堂图书馆偶然发现此书,他兴奋地写信给在日本的劳瑞斯神父。1936年,劳瑞斯神父造访北京,激动地拍下了书影。照片的复制件现存于日本上智大学基督版文库。孙楷第、方豪等在上世纪40年代开始注意到北堂书中的中西文善本,并有札记和文章发表。但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金言集》的去向,渐渐不为人知。

日本耶稣会将1603年在长崎刊行《金言集》的消息,向罗马总部报告,同时送去几册印本。澳门作为给日本教区神学生教授伦理神学的耶稣会院,也收到了几册。送到澳门的书,据日本上智大学教授高祖敏明推测,也许是托葡萄牙甘博亚船长的船送去的。该船在1604年12月从长崎出发,1605年2月到达澳门。也许是1607年到北京的熊三拔或其他传教士,将此书带到北京,送给了利玛窦。就这样,保留在北京的《金言集》,后来包括利玛窦的著作和藏书等,一起构成了北堂藏书的一部分。送到罗马和澳门存留的几本《金言集》被作为宗教裁判所禁书,都被销毁了。北京的藏本,因为不知道是禁书,反而一直留存至今,成为了“天下孤本”。

基于上述情况,盗版者自然以为有机可乘、有利有图、有恃无恐、有盗无管而为所欲为了。

裴化行介绍《金言集》时,用的是其拉丁文原名“神学家诸书中收录的听罪神父格言”。1936年,日本的幸田成友博士将标题巧妙地翻译为《金言集》。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自1985年至1995年出版全部完成后,在短短的10年时间内,连续3次遭到盗版,这在我国当代是非常罕见的。第一次上海古籍出版社不正当行为,已在1995年正式向编委会作了检查道歉,由于他们态度诚恳,编委会没有追究其法律责任,指出这是一种十分错误的行为,有损该社声誉,应彻底纠正,此事就算了结。第二次盗版,虽引起在世编委们的公愤,并投书中央文化部,据说文化部口头批评了天津图书馆,最后也不了了之。第三次盗版为个人行为,其恶劣之处,在于剽窃、篡改《善本书目》内容和书名,任意胡编乱造,添加已经淘汰的款目,更动原分类表,误导读者,有损《善本书目》和编辑工作委员会的形象和声誉,性质十分严重,理所当然引起公愤。

《金言集》共收入神父、神学家的格言312条,主要用于天主教的“赦罪”圣礼。神父们要对不同的犯罪个案做出恰当的判断,在短时间内给出合适的建议。因此,对于先贤的智慧言语和文章,就成为神父们共同的需要。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人员不同结构、无私奉献精神和国家及各级政府的领导支持下,历时20年的编辑出版才最后完成的。书目出版后,受到了国内外专家、研究人员的高度评价。周恩来总理的嘱托没有辜负,他在九泉之下有知,亦当欣慰。

2009年3月,日本的雄松堂古书店董事长新田满夫在国图访问期间,循着劳瑞斯等学者的介绍和照片,提出希望查阅《金言集》。经过现场比对,发现此书正是《北堂善本书目》中的日本1603年长崎印本!他兴奋地告诉学界,北堂图书馆旧藏《金言集》被完好地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上述几次盗版情况表明,其特点既有共性,又有特性,即从单纯影印《征求意见稿》,发展到画蛇添足,胡编乱造。究其盗版主观和客观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编辑出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以下简称《善本书目》),是为实现我们敬爱周恩来总理临终嘱托的一项国家文化工程,在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动乱的“文革”后不久,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图书馆(今为国家图书馆,以下同)遵照中央的指示,立即启动这项文化工程,目的是全面清理和保护我国灿烂辉煌的文献珍籍,弘扬中华民族历史优秀文化精华,对开发利用古代文献的各项科研工作,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建设当代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无疑具有深远历史和现实意义。

三、2005年5月,署名“翁连溪编校”,由北京线装书局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这是时隔二年又一次盗版行为,而且是一种更加变本加厉、剽窃、篡改的恶劣行径。此次盗版做法,和天津图书馆如出一辙,但更可笑可耻的为避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名称,改用《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而实质还是盗用了《征求意见稿》,并把1980年在北京编审中删汰不符合要求的款目卡片,重新拾起来加入,这是一种瞒心昧己、掩耳盗铃的卑劣做法。此事再一次遭到在世编委会人员的强烈反对,原编委会经部分主编沈津先生(现任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书室主任)远隔重洋写了“一部剽窃、篡改《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伪劣图书—评《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在台湾某刊物发表,获得在国内编委们的一致好评,称“把我们想说的话都说了”。笔者最早得知此事为上海一位教授的来信,他要我过问此事。2005年6月,原编委南京图书馆沈先生又致函笔者,表达了他愤慨之情。因我当时身体欠佳,暂未作出反应。

[3]宫爱东,韩锡铎.初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及其历史功绩.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9(3)

还应指出,《征求意见稿》只是用作核对和收集意见,每部(数十册)都有编号,且封面署“内部资料,注意保存”,明明是“内部资料”,盗版者却把它公开出版了,这不是违规是什么?况且该稿是要定期收回的,但有的单位故意截留该稿,为今天盗版者提供了条件。此外,现任天津馆的负责人和翁连溪本人,与《善本书目》的编纂没有任何关系,既不明原委,又无权过问,怎么会做出这种为万人所指的事情呢?

[作者简介] 骆伟,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教授。广州510275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遭遇的三次盗版侵权事件。(二)人生在世,花开花落,潮起潮落,生老病死,这是人们无法抗拒的自然法则。当年为编辑《善本书目》,成立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工作委员会”,其主要负责人(包括主任、副主任、主编、副主编等),事后大多因年事已高而相继去世,造成组织上的真空,也为盗版者钻了空子。如刘季平同志,原为北京图书馆馆长,编委会主任,编辑的筹备和进行一直由他指导负责,他曾在大会上说过:将来古籍善本书目完成之后,一定要开一个隆重的庆功会,把所有参加编辑工作的人员请回来。没等到1995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总结表彰大会”,刘季平主任早已溘然去世。2003年天津图书馆盗版时,三位主编、副主编,只有潘天祯先生一人健在,他在写给我的亲笔信中,表示自己年事已高(84岁),身患重病,有力不从心的感叹。因此,笔者不得不投书文化部,力挺宫爱东(编委)馆长全权代表编委会处理此事。事隔两年,翁连溪先生再次盗版,此时,编辑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正、副主编、顾问共十二人,健在的仅1人,其余均已辞世。而参加北京编辑工作的40多名成员,去世者几近半,健在者绝大多数已离退休,在岗者现只有两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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